2.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针对注重直白与暴露现实的自然主义文学,20世纪早期的日本兴起了一股借助欧洲艺术形式,突出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的新文学,即唯美主义文学。主张这一文学思潮的日本文学者或者说日本“唯美派”作家群,以《昴星》(1909)杂志为起点,而后出版《三田文学》(1910)与《新思潮》(1910),一跃成为日本文坛的主流。围绕这一文学流派的特质,文学家木下杢太郎(1885—1945)曾指出,“日本唯美派有一个独具的特征,就是用欧洲的艺术形式,发挥日本的趣味”。[1]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与木下杢太郎的东京下町趣味、北原白秋的南蛮趣味、永井荷风的江户花柳趣味和佐藤春夫的风流厌世之趣味一道,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以日本关西地区或者王朝时代的“憧憬趣味”亦成为时代大众的关注焦点之一。
作为“日本唯美主义意识”的代表,谷崎以奇巧精妙的构思、新颖别致的选材和无与伦比的想象,构建起了一个超越世俗的、虚幻唯美的世界。1933年出版于《中央公论》的小说《春琴抄》,可谓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之作。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具有古典美的女琴师与其崇拜者之间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春琴姿容端丽、聪慧过人,极具音乐才能,却双目失明,而后惨遭毁容,呈现出一个“完美”而“缺陷”的形象;男主人公佐助作为三弦琴的学徒,不忍目睹毁容之后的春琴,故而刺瞎双眼与春琴度过余生。借助日本古代物语体的创作形式,谷崎采取素雅而富有细致微妙的笔触,以简朴的散文诗和小说片段将各个章节有条有序的连接成一体,成为其“回归”日本传统的代表性作品。[2]1
谷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春琴抄》这部小说一直是中国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对象[3],以叶渭渠和唐月梅编撰的《日本文学史·近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为代表,中国研究者大多是站在唯美主义文学的立场来加以阐述,或是勾勒出这部作品之中的日本之美,或是站在东西文化交融的立场来强调这一作品的典范意义,或是站在女性崇拜的立场来论述这一作品的女性形象,由此来突出谷崎文学的古典之美、女性之美和文化之美。不仅如此,一批中国研究者亦积极地将谷崎的《春琴抄》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加以对照,如刘岩《〈春琴抄〉与施蛰存小说体式之转变》(《山花》2013年第2期)、杨宗蓉《一种色彩 两种评价——〈名优之死〉与〈春琴抄〉唯美色彩比较》(《名作欣赏》2009年第8期)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以进一步展开东亚文学的比较研究。
不言而喻,围绕《春琴抄》的女性研究,大多数研究者站在春琴个体性的魅力与缺憾的对立立场对之加以描述,由此来推导出谷崎的审美意识与女性观念。不过,就这部小说而言,春琴的魅力应该说并不只是如此,同时也站在女性与绝对的他者——作为男性的佐助的二元对立的立场才得以形成的。不仅如此,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也延伸到了日本的古典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之下,同时更进一步延伸到近代以来的东方与西方彼此对立的宏大叙事之中。或许只有以个体性的魅力与缺陷为源点,进一步拓展到二元对立结构下的男性与女性、自我与他者、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们才能真正地接近谷崎的唯美主义思想。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文章以小说的主人公春琴、佐助的形象描写与性格塑造为研究对象,由此来探索谷崎的文学创作与审美意识,并进而提炼出谷崎自身的文学特色乃至日本文化的独有内涵。
二、“残缺与永恒”的春琴形象女性崇拜化,尤其是对于美丽女人的激赏与崇拜,乃是谷崎文学的一大特点。谷崎自身亦曾提到:“如果没有我所崇拜的女性,那么我就不会成就理想的创作。”[4]谷崎一生爱慕、崇拜自己的生母,几乎陷入到了一种宗教性的情怀之中[5];谷崎的一生也在追求着“永恒的女性”,故而不断地通过文学创作来构思荒诞、怪异的丑恶世界,从中去发现“美”和创造“美”[6]。因此,女性在谷崎的文学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美”的化身,且只有通过强烈的“官能”享受才能真切地体验到它。[7]也就是说,谷崎将这样的女性之美升华到了一种精神式的追求和宗教式的笃信。
作为《春琴抄》的女主人公,春琴的形象一直是小说刻画的重点之一。这样一个形象,站在中国人的视角,无疑在一开始就会展开直接而具象化的描述。但是,正如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所指出的:“脱离现实才具有美的意味,才能显示出风流和玄妙,才能显示出象征性的美感来,这是日本文艺的一般倾向”[8]。春琴的形象,在一开始只是作为一个“朦胧”的留影而存在,且给人留下了“印象模糊”的感觉。小说之中,借助第三者的视角,谷崎描写指出:“她有着一张轮廓匀称的瓜子脸,鼻子、眼睛仿佛一一是用可爱的纤柔细指捏就般小巧玲珑,似乎随时都会消失掉”。[2]5在此,谷崎在读者尝试探讨的春琴印象之中刻意地留下了朦胧的印记与无限的遐想。
事实上,春琴的“身高也不到五尺,脸庞、四肢极其娇小纤细”,具有不加修饰的天然之美。作为女性,春琴“肌肤白皙如纸,细腻似脂”,一旦裸身,肌肉要比想象的“丰腴”。即使到了晚年,也依然“娇艳亮丽”。通过春琴紧闭的双眼,“我们仿佛感受到参拜古老画像里的观世音菩萨那样的些许慈悲”[2]6。可以说,春琴容颜之美在谷崎的笔下得到全面绽放,让人心旷神怡、如沐春风,完全是一个具有娇小身材、白皙靓丽的肌肤、端庄高雅的姿容、出类拔萃的琴艺等无穷魅力的古典女性。
但是,这样的“美丽”也带有无法掩饰的瑕疵,或者说正是带有了残缺,这样的“美丽”才会得到重视,才会令人惋惜。小说之中,谷崎不无遗憾地写道:拍这张相片的时候,春琴姑娘已经双目失明二十多年了,但是看到她的人并不会感到她是一个盲人,而是觉得她把眼闭上了。不过,借助佐藤春夫说过的“聋者若愚,盲者似贤。”谷崎写道:“聋者听人说话,总是紧蹙眉头,瞠目张口,时而歪头,时而仰首,多少显得呆头傻脑;然而盲人则端坐静然,低首敛颌,状若闭目沉思,似显深思熟虑。”[2]6在此,春琴的“魅力”之下带有了一种“残缺”之美。
不仅如此,谷崎进一步站在“魅力·缺陷”的二元结构之下,将这样的美丽加以升华,提到:“所谓‘慈眼观众生’的慧眼总是半开半闭,所以觉得闭眼比睁眼更显得慈悲、可贵,有时甚至令人心怀敬畏之情。”[2]6也许是因为春琴姑娘那垂下的眼帘尤其能体现出她是一位慈祥的女子吧,这样一个形象竟使人隐约地领受到需要世人顶礼膜拜的观世音菩萨之际的慈悲气氛。在此,谷崎回归东方的佛教思想,将春琴比喻为“观世音菩萨”,使之带有一种东方古典之美。
如果这样的魅力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缺乏了一种内在的艺术性内涵的话,那么这样的魅力也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朦胧,最后走向消失。但是,谷崎却试图留下春琴的魅力,并使之不会随着岁月而消失的“永恒”内涵。小时侯的春琴,不仅拥有美艳的外表,言行举止亲切和蔼,对下人关怀备至,生性活泼开朗。到了15岁时,“春琴技艺大长,出类拔萃。同门弟子中,竟无一人能与之比肩”,故而得到师父的赞叹,“惜哉此子,以其才华素质,可期扬美名于天下”。[2]5这样的自身的才华与他者的赞叹,更增加了春琴作为日本女性的一种传统而典雅的魅力。
但是,失明之后的春琴,性格怪癖、心情抑郁、心理扭曲,且举止粗暴,失去了一位女性应有的魅力。即便是谷崎自身,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春琴的形象。为了使春琴的才华——也就是“魅力”得以延续下去,谷崎塑造了一位男主人公佐助,并通过佐助的女性崇拜和刺眼自残来重新树立起春琴的“永恒”的魅力。借助佐助的自我表述:“师傅的手脚如此细嫩,肌肤如此柔润,声音如此优美,都是在失明之后才深深体会到的。”[2]46换而言之,佐助的完整,凸显了春琴的“残缺”;佐助的残缺,亦突出了春琴的“完美”。就是在这样的自我与他者的逆向结构之中,彼此的主体性得以树立起来。到了小说的最后,佐助之墓亦犹如“俯首鞠躬”一般“侍立一旁”,至死亦跟随着春琴,也就象征着这样一种魅力的“永恒”。
概而言之,春琴的“残缺与永恒”的魅力,绝不仅仅体现在外在之美,同时也潜藏着一种艺术或者技艺的内涵,更是通过他者,即佐助的眼光,尤其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内在冲突——春琴不愿佐助看到自己而试图保持他者心中的自身魅力,佐助通过自我的残缺来留下春琴的美丽影像——来获得进一步的确证。这样的魅力,无疑是一种带有了非完美性,也就是“残缺”之美,同时也是带有了“永恒”的印象。
三、崇拜女性与丧失自我的佐助形象崇拜女性的主体,也就是作为女性的对立面而必须存在、且不得不面对的男性。不过,谷崎笔下的男性,与其说是一个不断彰显、刻意强调的主体性存在,倒不如说始终是一个在真正的主体,即“女性”眼前保持“沉默”的他者,始终是一个与主体相对、且无法表述自我的他者。就此而言,小说《春琴抄》的男主人公佐助不仅是一个与春琴的女性魅力截然相反的角色,同时也沦落为论证春琴的永恒魅力的“工具”。
作为女主人公的存在证明,佐助的“工具”功能,首先体现在自身的“身份”。佐助来自一个世代为仆的家庭,注定只能是奴仆的存在;即便是到春琴家习琴艺,也是维持着一个“学徒”的身份;即便被春琴的父母试图招之为婿,亦被女主人公“严词拒绝”,无法脱离旧有身份进入到春琴的“贵族家庭”之中;即便春琴与之另起门户,也无法作为男性彰显权力,并保留住自己的孩子——被春琴送与他人喂养了事。换而言之,佐助从未真正地得到认可,从未真正地展开主体性的自我表述,而是始终维持着一个奴仆的、工具性的身份,成为春琴的残缺而永恒的魅力的旁证。①
尽管佐助无法站在知识的、理性的角度来证明自我的存在或者价值,但是这并不表示佐助就完全丧失情感,失去了美的感受。恰恰相反,作为奴仆的佐助始终是一个美的塑造者与审视者,且具备了“转瞬之间断绝内外,化丑为美的禅机”[2]48。佐助第一次遇到春琴,感觉对方无比“妖艳娇媚”,带有“不可思议的气韵”,故而使他一见倾心。当佐助被委命为春琴牵手带路之际,佐助不由得感到“无上荣光,万分感激”[2]10,故而勤恳周到地伺候她,表现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崇拜之情。在此,春琴的魅力通过佐助的眼神、视觉或者切身感受得以体现出来,佐助由此也获得了作为感性的、审美者的存在的自我证明。
到了佐助与春琴形成主仆、师徒和肉体关系之后,事实上佐助也没有获得一种真正的、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佐助自身亦没有这样的自我觉悟,而是甘愿处于被虐待、不被承认的处境之中。佐助学习三弦琴期间,春琴对之严苛至极,动辄打骂,乃至施以暴力,但是佐助皆默默地忍受下来,无论在语言、行动还是选择是否成婚的时候,皆采取顺从的低姿态,忠心耿耿、吃苦耐劳地侍候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佐助将“春琴的特殊的任性刁难看成是对自己的撒娇,理解为是自己的一种恩宠”[2]12。在此,“恩宠”或者说“依赖”构建起了二者之间的扭曲性的联系,也成为佐助确立自我身份的精神证明。
佐助的女性崇拜究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对此,小说进一步展开了精神式的探索。佐助为了迎合春琴的琴艺喜好,不顾酷暑地躲藏在壁橱之中半夜偷练;佐助抚琴时也如同春琴一样闭着眼睛,在黑暗之中体验春琴的世界;为了自己爱恋的春琴,佐助抛弃世代相袭的日莲宗信仰,改信净土宗,故而死后得以葬在春琴墓旁,永远地伴随着她。通过这样的描述,谷崎将春琴的魅力升华到一种绝对价值的美,展示出了春琴的至高无上,绝对降服男性的“女性美”。
如果说谷崎在树立春琴的魅力之际采取了一条直接的、肯定的方法的话,那么,谷崎在论述佐助之际则采取了一条曲折的、负面的、否定的方式。一方面,佐助通过自身与春琴的主仆、师徒或者肉体关系,从而潜在地树立起自己的身份——服从者的身份;通过艺术的独自探索、宗教信仰的改变,佐助反而树立了自身的主体性——作为男性可以忍受一切痛苦和屈辱,绝对地忠心地拜倒在女性的脚下。
佐助自残之际,向春琴表白自己的决心:“我一定设法做到不看您的脸,您尽可放心”[2]42。这一自残行为得到春琴的默认,让阻隔于师徒关系的两颗心“第一次心心相印、融合在一起,汇成一道热流”。[2]42他失去了朝向“外界的眼睛”,却打开了审视“内界的眼睛”;他不仅没有感到不幸,反而觉得“无比幸福”;他终于感受到可以和师傅“同居在同一个世界里了”[2]42,也终于明白了春琴的价值存在,共同享受到一个明眼人无法得到的幸福。
男性的自我的丧失,是女性确立自我的标志;男性针对女性的屈服崇拜,也是其自我身份得以重新塑造的一道契机。在此,通过佐助这一角色的设定,谷崎再现了日本文学之中一种针对“女性”之美的偏执与膜拜,一种通过“美”的诠释与确立来重新树立自我的途径。
四、女性与审美的日本传统谷崎的研究者西原大辅曾提到,谷崎在日本关西地区,也就是奈良、京都发现了异国情趣,“当他放弃了‘中国情趣’之后,这种异国情趣又渐渐转向了关西这片新的‘异国’中去了”[9]。《春琴抄》就是以关西地区的中心地带,日本古都——京都为背景而展开的故事,自然也不可脱却一种日本传统的女性与审美的意识。
之前提到,女性之美始终是谷崎文学追求的主题之一。不过,正如谷崎阐述“日本美”之际所体现出来的,“我们东方人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生成阴翳,就是创造美。……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10]24。谷崎并不是一味地突出春琴的个体存在,而是在一种物体与物体、或者说主体与他者,也就是春琴与佐助、男性与女性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下来探求美的本质。事实上,谷崎并没有停留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也就是非此即彼地探索美的存在,倒不如说是站在了一个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立场来谋求真实的存在。就小说而言,谷崎一方面以极端的方式,即通过“恶”与“丑”来发现美的情愫,不惜在魅力与失明、美与丑这样的紧张关系之中催生出一种独特的“美”的萌芽;另一方面也通过春琴的毁容与佐助的自残来重新诠释一种精神的、宗教的审美意识,并尝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彼此接近、相互确证的通道,从而实现“回归”到“日本美”的路径。这一点,亦正如《阴翳礼赞》之中所阐述的,“把女人藏在幽暗之中,而当作世上颜色最白的人吧”。[10]27就此而言,《春琴抄》乃是谷崎探索“日本美”的尝试之作。
何谓“日本美”?在此,可以将之提炼为“残缺之美”。尽管这一概念在字面上留下负面的内涵,但却是一种根植于日本的文化土壤、且永恒不变的审美情感。日本人认为,“残缺”或者“缺憾”提供一个引人深思,催生情感的契机,令人浮想联翩、细致品味,进而可以实现 “残缺之美”的最高境界——臻至完美以到永恒。[11]与之相反,过于完美的东西则会平淡无奇,难以长久,故而残缺而绽放的美才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永恒”的魅力。这样的残缺的、永恒的“美”,正是谷崎文学试图再现的一大审美意识。
不可否认,这样的“日本美”,首先带有了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事实上,撰写《春琴抄》之际,谷崎正在从事《源氏物语》的现代日语翻译工作,且一直持续到1938年。[12]作为日本的王朝文学的传统名著,《源氏物语》再现了日本古典的女性意识与审美观念,带有一种“幽婉哀切的日本式情绪”[13]。这样一种女性的、日本式的意识,应该说成为谷崎创作《春琴抄》的根源之所在。作为传统的审美观念,也就是《源氏物语》所提倡的“物のあはれ”(“物哀”),带有显著的幻灭之感。因此,如何再现这样的女性意识与审美观念,也就成为谷崎创作这部小说的深层主题。
其次,东方的禅宗思想亦是谷崎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之一。春琴之美,幻灭于世俗的现实世界之中,重生在佐助的观念世界之内,带有了一种母性的精神倾向。[14]佐助之殇,呈现为彼此皆为盲人的残酷事实,但是却塑造出一个完美的想象的世界。这样一个美的形象的转换与塑造的一瞬间,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得以泯灭,转化为永恒之美,一方面永久性地定格为作为古典女性的春琴形象;一方面亦将“残缺”升华到完善完美、直至永恒的最高境界。这样一个转换,正如小说最后引用日本天龙寺峨山大师之言所示,是一种带有“转瞬之间断绝内外、转丑为美的禅机”[2]48的觉悟,而并不是通过西方式的自我独白或者心理描写来实现的。谷崎曾在《春琴抄后话》之中提到:“针对我没有描写春琴与佐助的心理这一批评,我反过来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描写心理,我这样写不是一目了然吗?”[15]换而言之,站在禅宗式的立场,真正的人物心理是不需要语言的描写,而是要依靠读者自身的领悟与判断才可能得以实现。
最后,谷崎的女性意识与审美观念可以说直接来自日本的文学古典。这样的文学古典,事实上不仅体现在日本的王朝文学之中,同时也依据了江户时代的传统情趣。正如学者叶渭渠所指出的,江户时代国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宣扬的“人命即天理”“不必从圣人之道”而“自躬享乐”(《直毗灵》)的精神与江户川柳式的戏谑、好色的审美意识相结合,成就了一种日本独特的“官能美或者感性美”。[16]《春琴抄》这部作品,就是通过这样的“官能美或者感性美”的幻化,再现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自我陶醉的“真实世界”。恰如谷崎自身所谓的“最为真切的感觉”。[17]
换而言之,正如谷崎脱离“中国趣味”,转向日本的“异国情调”一样,《春琴抄》这部作品也通过王朝文学、江户诗学的重新诠释,得以形成一种区别于外部他者——中国的日本式的文学主题,勾勒出一条亦不同于西方的、带有残缺与永恒的东方式的唯美主义文学意识。
五、结语
木下杢太郎提到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利用欧洲的艺术形式,发挥日本的趣味”。这一文学流派之所以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影响,尤为注重欧洲文学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将日本传统的“美意识”发挥到一个极致,以“异国情调”的方式树立起极具日本特色的唯美主义文学[18],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迎合近代日本人的癖性,挖掘日本人潜在的“趣味”嗜好,采取一条“反向建构”的方式,树立起自身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就此而言,《春琴抄》作为“谷崎美学”的尝试之作,可谓是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事实上,谷崎在创作《春琴抄》之前发表的《纹身》《麒麟》等深受西方唯美主义影响,故被称为“恶魔主义”的创作时期;创作《春琴抄》之后,谷崎则进一步创作了长篇巨著《细雪》,标志着其向日本古典的回归。因此,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本身,同时也代表着谷崎作为文学者的自我转型的成功。
不过,在此笔者也不得不提出一点疑问,即这样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究竟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还是近代东西方相结合的产物?换而言之,本论所强调的女性意识与审美观念,或是来自《源氏物语》的文学观念;或是基于禅宗思想的禅机;或是根植于江户时代区别于中国文学观念的日本美学思想,但是,这样一来是否就可以完全排斥来自西方文学的影响,形成一个脱离西方的、日本独立建构的态势?
不言而喻,这样的质疑本身就是一大问题。不过,可以通过谷崎的自传体小说——《异端者的悲哀》这一标题,认识到作为西方文明的“异端者”——东方的文学者不得不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隘路之上来加以“摆渡”,进而认识到一种“东洋回归”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悲哀”。[16]399换而言之,这样的质疑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错误。按照谷崎的逻辑,它就是一种“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存在,是一种带有了“阴翳”性格的文化,必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中才能得以体验的问题。
站在唯美主义文学的立场来理解谷崎,无疑是一个“对症下药”的研究方式,但是,是否站在这一立场就足矣?或许笔者也不敢苟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谷崎的“古典回归”——这样的“古典回归”之中亦带有了“异国情趣”,应该认识到既需要立足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或者“间”的结构来解构文学作品,还需要就尝试超越这样的一个结构来重新梳理以女性意识与审美观念为核心的“日本文学史”,同时还需要寻找到一种新的文化性的、话语性的解读方法来认识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语言文本、问题结构、叙述方式、核心观念的“差异性”,尝试寻找到处在二者的根底的共通之处。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还原到谷崎润一郎作为文学者的自身,才能真正地找到《春琴抄》这部文学作品作为它自身的文学魅力吧。
注释: ① 根据刘振生的研究,《春琴抄》之中的佐助这一人物,与谷崎小说《纹身》的清吉、《钥匙》的“丈夫”、《麒麟》的灵公一样,皆是向女性跪拜、具有奴性心理的人物。参考刘振生所写的《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巅峰》,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24期,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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