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这种最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学类别,是“由本地作家创作,具有明显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农村生活题材作品”[1]。作者目睹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和冲突,以自觉的文化审视回忆故乡;用隐含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和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不仅表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风土人情,还表达了严肃的批判意识。乡土小说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的思索和探寻。早在一百年前的19世纪末,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就说过:“日益尖锐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这些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2]可见,乡土小说的出现和蓬勃,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偶然,而是世界文明进程的必然。
哈代和路遥这两位世纪相隔、不同民族的作家,即是这一庞大文明进程的见证人和亲历者。他们基于各自感性的经验,以理性的审视和激情的笔触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威塞克斯和陕北黄土地。这个世界源于生活,又不囿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感悟,对现实的提炼。
哈代的小说取材于威塞克斯——他的故乡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附近地区的古称。正是在这偏远的天地,“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中,他发现了人类戏剧的重大题材,并拓展了这些题材的悲剧规模”[3]。他的全部作品“都从属或服从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整体结构系统,这个结构系统就是他笔下的‘威塞克斯’王国”。[4]他以19世纪为时代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下,这个保持着古老秩序的宗法社会从稳定到动乱,从繁荣到衰亡的全部过程,展示了一幅农民生活的全景图,为人们提供了一阙英国农村宗法社会解体的史诗。他表面上杂乱无章、单独成篇的小说故事通过威塞克斯这一背景具备了严密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世界。
同哈代一样,路遥也在小说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黄土地世界。
对于土地的崇拜,构成了古老中华农耕文明的人文内核。从殷商的“社者,五土之总神”,到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管子“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5]的精辟论述;从战国时期邹衍以“土”为中央的五德终始学说,到秦汉文化中的设坛社祭,千百年来,土地崇拜成为民族文化心理中最具活力的原型之一,深深地影响着古往今来文化人的精神和品格。路遥出生于黄土厚垒的陕北清涧,作为黄土地之子,他深深热爱着这片贫瘠又宽容的土地,默默关切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狭隘而淳朴的农民。这份赤诚和崇敬,这种浓郁的乡情,根植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成为他的文化之根。
在路遥的笔下,黄土地是生命的根基。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当马建强肩负父老乡亲们的厚望,背着百家姓粮进城上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土地的精神和土地的博爱。升腾在马建强胸中的是一种厚重的、炽热的、伟大的黄土地之魂。在《生活咏叹调(三题)》中,当现代化炮兵师的政委,终年生活在绿莽莽的西南边陲时,梦里却常常是一片黄颜色。当他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土时,“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他又终于看见了这亲爱的土地”[6]23。在他心目中,黄色永远是温暖的色调,而他永远是黄土高原上那个偏僻山村大马河川的儿子。在《人生》的结尾,当历经坎坷、身心俱疲的高加林回到农村时,他一度丧失了生活的信念,感到自己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时,黄土地以母亲的博大胸襟接纳了自己的儿子。在德顺爷爷的开导下,高加林一头扑在黄土地上,洒下了一掬热泪,呼唤道:“亲人哪!”在路遥的小说中,黄土地已不再是一道荒凉的背景,它构成了农民生存的有力支撑。
路遥还塑造了一批生动真实的黄土地农民形象,囊括了农村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高加林、孙少平这样不懈努力的农村青年,也有孙玉厚、德顺爷爷这些勤劳善良的老一辈农民,还有高明楼、田福堂等势利精明的农村干部。但是,路遥都用深情的笔触刻画他们。他说:“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6]47
路遥以土生子的拳拳情怀,以充满激情的笔墨,为人们勾画出苍莽的黄土地世界,但他又不局限于风土人情、淳朴民风的再现。作为一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的作品从来不乏对现实忠实的呈现和严肃的思考。他本人在创作笔记中写到过:“从1975年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7]路遥的黄土地系列小说即是对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特殊时期农民动荡生活的真实描画。
二、 田园挽歌和入世之歌哈代和路遥,同处乡土文化被工业文明蚕食鲸吞的社会转型时期,以乡土情结为创作动力,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威塞克斯和陕北黄土地。然而,由于中西文化传统和作家人生观的差异,哈代和路遥的乡土世界表达出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思想基调。
哈代的小说体现了悲观的人生理念,这使他的乡土小说色彩黯淡,笔调沉重,宛如一曲挽歌。这种悲观的态度和古希腊悲剧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1909年,哈代被聘请为多切斯特希腊拉丁文专修学校的学监,从而有机会深入接触古希腊文化,汲取古希腊文化的精华,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养分。
作为世界文明起源之一的古希腊,其灿烂辉煌的文化,一直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埃斯库罗斯的《俄狄浦斯的传说》奠定了宿命论式的悲剧传统。故事中的俄狄浦斯因预言而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诸神就安排了他的命运。诸神的意旨拥有绝对的权威,不可抗拒。俄狄浦斯一生所作的努力,本是为了摆脱命运的箍束,背离命运的吸噬,结果却一步步向宿命靠近,直到被命运吞噬。
古希腊悲剧像江河的源头,开启并滋养着西方后世文学的发展。哈代的命运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悲剧精神的继承。前苏联文学家阿里克斯特对哈代作过这样的论述:“哈代不是从社会矛盾,而是从凌驾宇宙之上并支配它命运的那种神秘力量去追求对生命中悲剧因素的解释。”[8]
在《苔丝》中,哈代借用《李尔王》中葛罗斯特的话来解释命运:“神们看待我们,就好象顽童看待苍蝇;他们杀害我们,为他们己开心”[9]。最后,苔丝被执行了死刑。哈代在小说的结尾对命运抒发出无可奈何的感慨:“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10]
由于这种消极的命运观,哈代的乡土情怀始终低沉迂回,怅惘的情绪无法排遣,挥之不去。当英格兰农村被资本主义逐步侵占,乡村文化被现代文明蚕食扼杀,哈代本人——这一传统乡土文化的产儿和最后代言人,发出了这样的心声: “如果世界静止不动,那么悲哀就不会产生了”[11]。社会变化令哈代茫然失措,乡土失落令他哀痛不已。
“用《圣经》和钥匙占卜,把情人节礼物看成一片真心的寄托,剪羊毛时的晚餐,长罩衫,收获结束时的欢庆,也差不多随着那些古老的房子一起消失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变化是,那些继续保持当地传统的村民,最近已经被流动性的劳动者大军所代替了,这破坏了当地历史的连续性,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致命。”[12]这些象征乡土文化的生动意象随着工业大军的侵入而消失了,留给哈代的则是深刻的创痛。作为乡土文化的守望者,哈代不愿看到农村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消亡,他的小说即是对失落乡土的一曲田园挽歌。
在《卡斯特罗桥市长》中,亨察德的陨落和法夫瑞的发达不仅是两个人物之间的较量,更代表了两种文化的对峙。亨察德全面地代表传统的宗法制农村社会,而他的对手法夫瑞是一个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农业家,是一个真正适应工业化商品社会的人。在新旧秩序的斗争和更替中,墨守成规的亨察德一步步走向衰亡。哈代冷峻地记录下这场不以个人好恶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演变过程,但读者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不难体味出作者的情感倾斜——他同情亨察德,对于工业文明给乡土文化造成的危机忧心忡忡而无可奈何。
哈代的小说往往遵循着逃离—毁灭的悲剧模式。小说人物一旦企图逃离乡村,最后必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哈代似乎在告诉我们,现代城市文明浮杂污秽,险象重生,对于农民来说,只有回归乡土才是最安全的。
裘德怀着对知识的渴望来到梦想的基督寺,邂逅了理想的爱人,以为幸福一步步向自己靠近;《卡斯特罗桥市长》中的亨查德醉酒卖妻后痛改前非,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从一个卑微的草工成为受人尊敬的市长。但最后,在梦想的基督市,裘德经历了一连串人生创痛:求学无路,求职无能,妻离子散,最后身心俱碎,孤独而死;在卡斯特罗市,亨查德经历了破产离职的羞辱后孤独地死去。在寄托梦想的现代都市,主人公都经历了梦想的幻灭,也道出了哈代回归乡土的召唤。
路遥的乡土情结在基调上和哈代背道而驰。儒家文化思想深深地渗入他的小说创作中。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 “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3]儒家思想宣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满腔入世情怀。
儒家思想深深地植入路遥小说的肌理中。在他笔下,凡是积极奋进、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人物,总是得到他的赞颂。他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强者的形象,如高加林(《人生》)、卢若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孙少平、孙少安 (《平凡的世界》)。在这些不向挫折屈服、不向命运低头的奋斗型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儒家审美理想。即使《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高广厚,在他看似窝囊的外表下也被植入了无欲则刚、履仁蹈义的儒家传统美德。在卢若琴及丽英的眼光中,高光厚这个世俗意义的弱者其实是精神上的强者,这也间接地表达了路遥对这个人物的认同。
路遥还把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注入到小说的生存意识中,生动描绘了社会巨变中的农民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挤入社会竞争行列,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
路遥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为背景,这时改革思潮已开始袭入农村,农民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受到不小的冲击。那么这些农民是否像哈代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对变化做出被动的顺应,因而仓皇应对、无所适从?路遥积极的生存哲学使他笔下的人物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回应。
《人生》中,刘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就反映了农民对文明的真挚向往。巧珍没有读过书,她以此为憾,羡慕有文化的人,渴望和更高层次精神世界的交流。因此,她爱上了高加林——这个农村的高材生。“她爱高加林干净的衣服,爱他浑身的香皂味儿,爱他一身的本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14]其实,归根结底,巧珍迷恋的是高加林身上那种现代文明的气息。为了得到心上人的喜爱,巧珍不畏人言,大胆挑战农村生活方式,刷牙事件便是她的第一次尝试。在村民们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势,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不识字的巧珍刷牙,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在乡民七嘴八舌的议论中,在她父亲刘立本的严斥喝骂中,巧珍都没有动摇自己的意志,只因为她相信这是文明,这是进步。从本质上说,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恋和她挑战传统的行为反映了农民对自身局限性的自知自觉,折射出他们融入城市文明的渴求。
如果说巧珍这个人物仅仅表达了农民对现代文明的向往,那么高加林的所有行为都印证着农民渴望改变命运、融入城市的自觉努力。高加林在县城读高中时就渴望通过高考跳出农门。高考失利回乡后当了民办教师,他依然不放弃希望,读书学习,发表文章,期望几年后转正为公办教师。回到县城当上记者后,他忍痛抛弃对他一往情深的刘巧珍,选择城市姑娘黄亚萍,也是考虑到和黄亚萍的结合可以使他调到南京市,以期更广阔的生活天地和更好的发展前景。他的所有努力和选择都出于他对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自觉追求。即使故事以高加林被迫归农而惆怅地结束,但结尾别有用心的标题“并非结局”多少缓和了这种沉重,给主人公和读者都留下了希望,暗示命运迟早会向高加林这样的有为青年敞开大门。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有志青年,他不甘心农村狭窄的生活,渴望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示自己,成就一番作为。在高考失利之后,这个既没有闯荡世界的经验,又没有谋生技巧的农村青年,仅仅凭着一股勇气就来到了大城市。最开始以打零工为生。他“背着一百多斤的大石块,从那道陡坡上去,人简直连腰也直不起来。”[15]面对这样的苦役,孙少平从没有怨天尤人,只是怀着坚定的信念,默默承受着苦难,他认为痛苦是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后来他当上煤矿工人。当时的大亚湾煤矿无异于战场,随时都可能发生伤亡。他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和勇敢无畏的精神站稳了脚步,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在孙少平的个人奋斗史中,他尝尽生活的艰辛,饱受生存环境之苦,然而他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这些人物的思想境界不独体现在个人的奋斗道路上,还与集体、社会的利益紧密相连。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一种为大局而献身的精神,因此,即使像高加林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在抗洪救灾中也热血沸腾,表现出忘我的牺牲精神。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追求,在马延雄(《惊心动魄的一幕》)身上更是得到鲜明的体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在赚钱发家后,首先想到的是为双水村建校办学,施利于民,对儒家“义以为质”的做人准则身体力行。由此可见路遥小说对儒家“刚勇有为”的人生态度的吸纳和内化。
三、 结语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侵蚀着乡土空间,乡土文化被现代文化蚕食扼杀,这是哈代和路遥小说共同蕴含的深刻主题。在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下,当乡土文化被城市文明无情地侵蚀蚕食时,哈代和路遥都把同情的目光投向社会变迁中的小人物,以沉重的情绪刻画了他们无奈的顺应和沉浮的命运。旧经济秩序的解体和工业化文明的发展,使两位作家在心理上处于矛盾状态:他们既见识过都市的繁华,也亲历过乡村的闭塞;他们理智上向往现代城市文明,情感上又难以割舍对乡村文化的眷恋。因此,在贯穿着乡土情结和现代理性的矛盾平衡的同时,他们共同关注的是大时代里小人物百转千回的命运,他们的作品无不映射出时代与个体命运的纠结,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深刻性。
然而,由于中西文化传统和个人人生理念的差异,哈代和路遥为失落的乡土唱出了两种歌吟。哈代深受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影响,他的乡土情怀带有消极色彩,他从心理上不愿意看到传统农村文化的消亡。对于城市文明,他排斥退后,消极抵制;对于乡土文化,他频频回顾,停留守望。路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乡土,他没有一味地眷恋和附着,而是以现代人生存理性,塑造了一批坚忍不拔、积极向上的角色。他们面对变化变革自觉适应,以期有所作为,实现儒家所倡导的人生抱负。
在失落的乡土,在传统文化的废墟,哈代凭吊追念,痛定思痛,用严肃凝重的文字为过往的命运桎梏下的受害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挽歌;与他相隔百年的路遥,身处改革洪流,目睹农村旧秩序的解体,以展望的态度为农民导出了一幕幕励志剧。
[1] | 钱仲联.中国文学大辞典:下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1846. |
[2] |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M]. 刘宝瑞,译. 上海:三联书店,1984:92. |
[3] | 吕同六.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 :下卷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148. |
[4] | 任良耀. 精心建构的艺术世界——-哈代、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之文本结构初探[J]. 外国文学,2002(3): 55. |
[5] | 黎翔凤,梁连华. 管子校注[M]. 上海:中华书局,2004: 101. |
[6] | 路遥. 路遥散文集[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23-47. |
[7] | 路遥.路遥精选集[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146. |
[8] | 阿里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M]. 戴镏龄,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466. |
[9] |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六[M]. 朱生豪,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 |
[10] | 哈代.苔丝[M]. 孙致礼,唐慧心,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371. |
[11] | Hardy T.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M].London: Bantam Books, 1982: 2. |
[12] | Southerington F R. Hardy's vision of man[M]. London: Mac, 1971:123. |
[13] | 杨伯峻.孟子译注[M]. 上海:中华书局, 2008:64. |
[14] | 路遥.人生[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9. |
[15] | 路遥.平凡的世界[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