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美国文学史上获此殊荣的惟一的黑人女性,她被公认是继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拉尔夫·艾里森和艾利斯·沃克之后又一位20世纪美国文坛丰碑式的黑人作家。莫里森是一位以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创作题材的小说家，她把一个世纪以来其民族人民的命运作为关注的目标，书写他们在种族主义阴魂依然存在的美国社会里的不幸遭遇。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更关注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男权主义和生活环境的三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从向往拥有一双“最蓝的眼睛”的佩科拉到最终以死来解脱心中愤懑的秀拉再到为了获得自由而扼杀自己女儿的赛丝，莫里森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体验深入到黑人女性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展示了黑人女性鲜为人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囹圄，尤其在她的早期作品中，莫里森向人们呈现了一幅黑人女性成长的画卷。

成长问题是文学作品关注的一个主要的文学母题之一。作为一种小说类别,成长小说源于17世纪的欧洲，成熟于18世纪后半叶，并贯穿整个19世纪的欧洲直至当代，是个源远流长、影响极为深远的小说类别，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长小说一词译自德语“Bildungsroman”或“Entwicklungsroman”,又译作“教育小说”“修养小说”“塑造小说”。关于成长小说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根据《牛津文学术语词典》的定义，成长小说“涉及的是个人在性格发展时期的经历，是关于一个笨孩子离开家到社会上寻求冒险，经过一番艰难终于获得智慧的传说故事。”^[1]艾布拉姆斯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专门有“Bildungsroman和Entwicklungsroman”的条目:“主人公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Mordecai Marcus的《什么是成长小说》一文综合诸多定义之后的最终理解是“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2]5 “简而言之,成长小说就是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就是讲述人物成长经历的小说。它通过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因此，成长小说应该限制在主人公从对成人世界的无知状态到进入知之状态的叙事。”^[2]7作为一种创作历史悠久、数量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小说类型，长期以来,大量的成长小说文本基本上都是以男性主人公为成长主体，主人公的成长过程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天真—诱惑—出走—迷惘—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成长本身丰富的文化意蕴决定了它成为一个反映人类共同情感体验的文学母题,但是,西方传统成长小说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成长与性别的问题，男性的主体成长被默认为人的主体成长,而女性作为一个庞大的性别存在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一个成长中的国度，其成长旅程既有喜悦，更伴随着阵痛。”^[3]美国的成长小说既沿袭了欧洲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随着20世纪少数族裔文学的发展,美国成长小说既关注白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也注意到了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孩子成长的困惑与艰辛,它的发展为整个成长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黑人的成长是美国成长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莫里森以其丰富的感知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对多重桎梏下的黑人女性的成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如何使黑人小女孩从社会的边缘位置走向主流文化的中心,使她们在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的国度获得健康而全面的成长成了莫里森关注的首要问题,因此对黑人小女孩成长经历的探索也成为了她文学作品中的常见主题。莫里森又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作家，她跳出了男性中心、白人中心的传统成长小说的樊篱，向读者展现了活生生的黑人女性青少年艰难的成长历程。莫里森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曾说过：“《最蓝的眼睛》和《秀拉》均以人物的童年开始”，是她的“初始之作”。^[4]163笔者试图从成长小说的视角来解读莫里森的首部女性成长小说《最蓝的眼睛》中两位黑人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困境与挣扎、抗争与顿悟，并指出莫里森运用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即成对的成长主体和平行的叙事结构，从而在形式、内容和意义上突破了传统成长小说的限制，使成长小说这一文类更加复杂并且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二、佩科拉的困惑与夭折

作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的女性作家,莫里森时刻关注着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弱小的黑人群体,尤其是黑人小女孩的成长过程。1969年莫里森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该小说讲述的是黑人少女成长的心理历程。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被周围人定义为“奇丑无比”，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屑多看她一眼。她做梦都想要拥有一双像白人女孩一样的“最蓝的眼睛”，因为她认为这样她就能变得漂亮而得到他人的喜爱，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然而这样的愿望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她被醉酒父亲强奸怀孕后坠入更加痛苦的深渊，精神失常了,在幻觉中她相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双“最蓝的眼睛”。

佩科拉自我歧视、自卑自贱的生存心态源于一个价值观和审美观被扭曲的生存环境。在文化上占据绝对强势的白人主流社会里，把黑与丑等同起来的偏见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报纸、广告、书籍和电影等大众文化媒介处处宣扬“白就是美，黑就是丑”的审美价值观。“由于置身于这样一种禁锢的信念之中，只有奇迹才能将她解脱出来。她将永远无法了解自身的美丽，她只能目睹她能看见的东西，别人的眼睛。”^[5]30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生存心态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6]，它是个人或群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是导致佩科拉人性的扭曲和生命的压抑的直接原因。家庭的贫困，父母的争吵、同学的鄙视、白人的冷漠导致她迷失了自我，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之地。这种生存心态揭示了制度化与合法化的主流文化影响支配了黑人的自我定义与身份认同。“传统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成长初期都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道德选择，这些选择增加了自我成长道路上的已有的社会障碍，主人公在不断修正中完成自我成长过程，而佩科拉连做选择的机会都被剥夺了。”^[7]158白人至上的观念操纵了黑人的价值取向,扭曲了黑人的心灵。生活在这种文化里的佩科拉被灌注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她对蓝眼睛的渴望和追求是她内化、同化白人文化的表征。事实上，佩科拉“在自己心狱的藩篱中再造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蛰伏于她的意识深处,成为她内在言语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词汇,成为她身体内部的一个深入骨髓的毒瘤,它不断增长弥漫于她的血液中,吞噬着她鲜活的生命”^[8]。佩科拉游离到偏见和敌意的包围圈外，龟缩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独自吞食着自己的羞辱感，渐渐失去了与社区人交流的能力，甚至放弃了对现实和困境反思的权利。佩科拉拒绝黑人传统文化、向往并全盘吸收白人文化而丧失自我，这株稚嫩的幼苗在种族歧视和偏见这块贫瘠的文化土壤里枯萎夭折了，成长的翅膀被折断了。 三、克劳迪娅的反思与顿悟

莫里森打破了传统成长小说单一的成长主体的表现形式，作为第一叙事者的克劳迪娅是《最蓝的眼睛》中与佩科拉平行的另一个成长主体。从表面上看，她的每一次叙述都是在回忆自己和姐姐的童年生活，并附带叙述寄宿在她家的佩科拉的遭遇。作家的真实目的是将这一对成长主体的成长经历的叙述进行对比。尽管生活在同样充满敌意和种族歧视的环境中，但劳迪娅思想活跃、勇于反抗、善于反思、自尊自爱，这与自卑自贱、懦弱无助的佩科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同样的充满扭曲与变异的社会环境给佩科拉带来的是致命的伤害，而对克劳迪娅的影响却没有那么持久呢？与佩克拉的成长不同,莫里森在描写克劳迪娅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无助时，让人们看到了她通过自省获得成熟的情感和独立的意识。

在缺失父爱和母爱的家庭里，佩科拉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无尽的痛苦，父亲乔利“对怎样抚育孩子一无所知，他甚至不能理解这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4]104，被白化了的母亲波林竭尽其能地照顾、呵护白人雇主那个金发白肤的小女孩，而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不屑一顾，非打即骂。而“尽管劳迪娅也经常遭受母亲的责难和家庭拮据带来的尴尬，她也内化了白人对黑人的蔑视，但她仍然能享受到被呵护和被保护的感觉。”^[9]克劳迪娅同样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黑人家庭，但这个家庭还保持着黑人家庭的和睦与仁爱。他们不仅互相温暖，还慷慨援助其他黑人。在佩科拉遭受家人的遗弃，被黑人社区所有的人嘲弄、羞辱的时候只有他们一家人怜悯她、关心她，为她流下同情的泪水。在这样的家庭，虽然当孩子犯错误时也会遭到父母的打骂，但当克劳迪娅生病时，母亲会用软药膏给她按摩，在半夜里“用暖烘烘的绒布毯子把我的脖子和前胸裹起来，然后压上沉甸甸的被子”^[5]6。在这个家里，孩子们会看到父亲的笑脸，会听到母亲甜美的歌声，父母对她们的庇护与佩克拉被母亲打骂、被父亲奸污形成鲜明的反差。

克劳迪娅与佩科拉最大的不同是她拒绝接受白人文化的审美标准，她敢于用自己的行为抵御白人文化观念的浸染。佩科拉祈求得到一双蓝眼睛，而她却有一种“更为可怕的对世上所有的秀兰·邓波儿们的仇恨”^[5]12。她把父母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一个金发碧眼、会说话的娃娃撕扯得粉碎，因为她对“那对傻呆呆的眼睛、大扁脸、橘红色头发感到厌恶，感到恐惧”^[5]12 。当自称是白种人的混血莫丽恩侮辱佩科拉的时候，“佩科拉缩起脖子——既滑稽，又可怜，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克劳迪娅却“抄起本子朝她(莫丽恩)扔去”^[5]47，用她认为“咒语库里最有威力的”话回敬莫丽恩的高傲，这是她以暴力的冲动表示对畸形审美观的愤慨。 Jill Matus对克劳迪娅的精神胜利给出这样的解释：“她的愤怒产生了对黑人否定性的文化界定的抵抗力量,与佩科拉的羞愧带来的屈服感截然相反。”^[10]佩科拉习惯于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到自己身上，而“克劳迪娅则把愤怒向外泼发，以此来保护自我”^[7]159，她会把所有让她懊恼的事说尽为止，以此来排泄心中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她积极采取行动，即使有些行为还很天真幼稚。

克劳迪娅的叙述带着朴真的气息，又不失成熟后那种令人猛醒的深邃的洞察力。儿时的克劳迪娅认为那年“金盏花没有出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父亲的孩子”^[5]4。当克劳迪娅像成人般追忆过去时，小说的结尾回到了“引子”里提到的金盏花和土壤问题，克劳迪娅以成人的眼光反省自己无知的童年，责备自己当时不会从社会和环境的角度去看问题，她“甚至认为当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存有敌意。在这片土地上某些花卉是不宜生长的，某些花籽得不到土壤的养分”^[5]134，佩科拉生长的土壤——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没有为她的成长提供养分。在小说最后，金盏花被用来寓意整个黑人民族，作者借此昭示了小说更深层的主题：在正统白人文化至上的美国社会，佩科拉同千千万万的非裔美国人一样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深藏有种族歧视的社会土壤中,这片土壤拒绝养育他们。莫里森的成长小说没有落入传统成长小说的俗套中，她的目的就是通过两个黑人女孩的成长过程的对比，回答黑人应该如何生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黑人要么像佩科拉那样忍受种族歧视及由之带来的悲惨后果，要么像克劳迪娅那样抵制白人文化的侵蚀，对种族主义采取反击。

《最蓝的眼睛》无疑是一部令人感到震撼和沉重的作品，莫里森将笔触深入到黑人群体内部，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审美的错位使美国黑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悲哀之中。《最蓝的眼睛》里实际上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弥漫于黑人社会中的绝望与麻木，另一个是产生这种绝望与麻木的社会土壤。换句话说，莫里森通过佩克拉的毁灭和克劳迪娅的成长故事，一是要唤起黑人的自省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二是要唤起整个社会对改善黑人环境的思索。”^[2]283—284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克劳迪娅的成长之路,人们看到了黑人小女孩改变自我命运的勇气和希望。 四、结语

评论界一般认为，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没有涉及女主人公离家“寻找自我”的主题。依照传统成长小说的定义，这部小说不能被称为典型的成长小说，因为女人公没有完成成长之路。然而在仔细阅读小说文本并研究成长小说及其相关理论后，笔者发现，这部小说不仅符合广义上传统成长小说的定义，而且其还以黑人女性青少年为视角，补充、发展了成长小说的涵义，使成长小说具有了新的生命力。莫里森在这部小说故事的表层结构中嵌入了另一深层结构,即佩科拉和克劳迪娅的成长有着内在的承继关系，正如莫里森所言，这对女主角实际上是“两副嗓音,一只眼睛”^[11]。

虽然从表面上看，佩科拉的成长之旅是不完整的，但莫里森运用成对的成长主体和平行、交叉的叙事主线在小说中探讨了另外一个黑人女孩——克劳迪娅的成长。克劳迪娅不仅是佩科拉成长旅途的伙伴，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接替了佩科拉未完成的使命，是前者的继承人。她从黑人社区获得了力量，通过自省对人生，对黑人民族，对她生存的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她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已经具有了成年人的力量。莫里森实际上是想通过对黑人个体成长问题的探索,唤醒黑人走出狭隘极端的心狱，从而找到整个黑人民族的发展方向。其最终结论是:黑人民族应该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扬长避短、兼容并蓄,走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因而，莫里森开阔的写作视野超越了个体的范围，她总是放眼于特定的历史、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人群，这部作品在形式与社会意义方面是具有超越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