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蔬菜出口增长迅速。蔬菜出口额由2001年的25.01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102.43亿美元，11年间增长了309.61%，年均增长13.68%，超过同期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年均13.14%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03—2007年中国蔬菜出口金额同比增长率均超过15.6%。然而2008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蔬菜出口同比增长率由2007年的16.76%骤降至5.84%，2009年又进一步降至4.14%。尽管此后随着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实施和国际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中国蔬菜出口从2010年开始恢复高速增长，但2012年受国际经济增长放缓和欧债危机升级的影响，中国蔬菜出口出现了入世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同比增长率降至-14%。从2001年以来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中国蔬菜出口增长迅速，但具有脆弱性，易受外部经济冲击，具体如图 1所示。

中国蔬菜出口增长迅速但屡受国际经济冲击而出现波动的现象引起中国国内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蔬菜出口贸易进行研究。

二元边际分解模型可对一国出口总量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能够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一国出口增长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因此，笔者拟采用这一研究方法对中国蔬菜出口增长的来源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因此，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出口数量的扩张(集约边际)是一国出口增长的惟一途径。^[1]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偏好不同和技术差距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因，因此，新增贸易关系如新产品的产生和新兴市场需求增加(扩展边际)是国际贸易扩张的新渠道。^[2]但是近年来，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复杂化、产品种类多样化及跨国投资的兴起，无论是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不能全面、清晰地解释贸易流的各个方面。^②为此，Baldwin尝试根据企业异质性假设，运用二元边际理论来全面解释贸易现象，从而开创了运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国际贸易扩展的先例。^③

根据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各自在对外贸易增长中的贡献不同，目前运用二元边际理论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类。一类认为集约边际对贸易的发展更为重要。Amiti和Freund对1992—200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数据进行追踪后发现，1992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所有产品出口增长都几乎来源于集约的边际，扩展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不超过15%。^④Prusa和Besedes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数据进行二元边际分解研究后发现，出口贸易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而扩展边际在出口贸易增长中的作用不明显，据此他们认为集约边际对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⑤Felbermaye和Kohler构建一个双边贸易角点解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增长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发现，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集约边际是导致国际贸易增长最主要的因素。^⑥中国学者施炳展运用Hummels和Klenow的二元分解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情况进行分解研究后认为，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数量边际的贡献。^[3]另一类认为扩展边际对贸易发展更为重要。Bernard等人对美国1986—1992年制造业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美国出口贸易流量扩张主要沿着扩展的边际实现。^[4]Helpman等构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对国际贸易流量研究，他们认为，现实中很大一部分贸易调整发生在扩展边际。^[5]Kang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扩展的边际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发挥着比集约的边际更大的作用。^⑦

目前国外对二元边际对国际贸易的增长因素及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相对深入，具体表现为理论模型多样、实证研究谨慎化、数据高分位化。^[6]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且主要集中于运用国外学者的成熟模型对中国总体进出口贸易流进行实证研究，运用二元边际对某一类产品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三、中国蔬菜出口的二元边际分析 (一)二元边际的内涵与分解模型 1.二元边际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集约边际概念界定基本一致，认为集约边际是指出口贸易沿着单一产品或单一企业而实现出口数量的扩张。^[7]但对扩展边际的概念，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Felbermayr和Kohler从双边贸易关系角度将扩展的贸易边际界定为出口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8]Hummels和Klenow从产品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扩展的贸易边际是指出口产品的种类增长。^[9]由于文章研究的是蔬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问题，因此，从产品种类的角度界定二元边际更为合理。笔者将集约的边际定义为：中国传统蔬菜出口产品出口额在世界类似蔬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相应的扩展的边际可以界定为世界出口的与中国出口蔬菜产品的同类产品的出口额在世界蔬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2.二元边际的分解模型

笔者运用二元边际的分解方法，对二元边际模型进行两个层次的分解。

(1)二元边际模型构建及第一层次分解

用中国蔬菜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比重表示中国蔬菜出口贸易流，并假定，c是出口国(中国)，g是参考国或地区，且c国出口是g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一个子集，则中国蔬菜贸易流表达式为

其中：EX_cd为中国蔬菜出口贸易流，为了保证上式中出口国(中国)c出口的蔬菜产品是参考国或地区g出口蔬菜产品的子集，笔者选取世界作为参考国或地区；d为目标国，i为第i种蔬菜产品，I_cd，I_gd分别为中国、世界出口的蔬菜产品集合；P，X分别为蔬菜产品的出口单价与数量。 将式(1)进一步变形为

其中：为扩展的边际，表示世界出口的与中国出口类似蔬菜产品金额占世界蔬菜产品出口总金额的比重。该数值越大表明中国出口的蔬菜产品与世界出口的蔬菜产品重叠部分越多，即中国出口的蔬菜产品种类越多。为集约的边际，表示在中国出口的蔬菜产品集合内，中国蔬菜产品出口金额占世界与中国出口的类似蔬菜产品出口总金额的比重。该比值越大说明中国在与世界出口的相同的蔬菜产品上，中国蔬菜出口额越大。用IM_cd表示集约的边际，EM_cd表示扩展的边际，则有

根据二元边际相关概念，将式(2)进一步分解为式(5)，即

即中国蔬菜出口贸易流可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与扩展的贸易边际的乘积。

(2)二元边际的第二层次分解

对式(3)作进一步分解，则可做如下演变：

其中：P_cdi为中国对目标国d出口的第i种蔬菜产品价格；P_gdi为世界对目标国d出口的第i种蔬菜产品价格；w_cdi为中国对目标国出口第i种蔬菜产品在出口蔬菜总量中的比重。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_cdi为在中国出口的第i种蔬菜产品金额占中国蔬菜出口总金额的比重。

如果用表示价格边际，用表示数量边际，根据式(6)可知，集约边际可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

因此，通过第一、二层次分解，可以将中国蔬菜出口贸易量分解为

(二)中国蔬菜出口的二元边际

笔者根据联合国商品数据库2004—2011年中国对10个主要蔬菜产品贸易伙伴出口的相关数据，运用式(3)和式(4)的计算方法对近10年来中国蔬菜出口贸易二元边际进行考察。鉴于学术界对于蔬菜的定义和范围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笔者根据国际通行的HS分类法，并借鉴陈永福、魏荣^[10]和刘义、张敏^[11]对蔬菜范围的界定，将蔬菜定义为HS1992中的编码为0701-0714，2001-2005和2009中所有6位编码所对应的产品。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2004—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是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不同国家与地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样本期内中国对中国香港、德国、韩国和日本蔬菜出口主要来自于扩展边际。如表 1所示，扩展边际在中国对这些国家与地区蔬菜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依次为0.51%，25.98%，13.55%和2.07%；而集约边际在上述4个国家和地区蔬菜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依次为-1.17%，-7.42%，-3.73%和-5.06%，扩展边际在中国对上述国家和地区蔬菜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远远超过集约边际。其中，中国香港和日本的扩展边际分别高达99.50%和96.80%，中国对这两个国家和地区蔬菜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51%和2.07%，表明目前中国对中国香港和日本出口的蔬菜产品多样性较高，扩展边际增长空间不大。而德国和韩国扩展边际仅为89.80%和84.00%，中国对这两国蔬菜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98%和13.55%，这表明中国对德国和韩国蔬菜出口多样性还不高，今后在通过增加出口蔬菜产品多样性来扩大蔬菜产品出口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样本期内中国对意大利、马来西亚、荷兰、俄罗斯、美国和泰国出口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从表 1还可以看出，样本期内集约边际在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蔬菜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都远远高于同期的扩展边际贡献率，特别是美国、荷兰和意大利集约边际贡献率都在22%以上，这表明中国对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蔬菜出口规模增长空间较大。而中国对马来西亚、俄罗斯和泰国蔬菜产品出口增长中的集约边际贡献率虽然都低于13%，但仍然在中国对这些国家蔬菜出口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样本期初中国对马来西亚、俄罗斯和泰国出口的蔬菜品种具有高度多样性，增加新品种的空间相对较小。从实际情况看，由于近年来中国对中国香港、德国、日本和韩国蔬菜出口金额之和约占中国对上述1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60%左右，因此，可以得出，近年来，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是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对意大利、马来西亚、荷兰、俄罗斯、美国和泰国出口扩展主要沿着集约边际方向扩张，因此，以这6个国家为代表对中国蔬菜出口集约边际作进一步分解,具体如表 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2004—2011年间，6个国家中，马来西亚、荷兰、俄罗斯和美国价格边际总体呈负增长，分别为-4.12%，-2.80%，-3.71%和-3.24%。仅有意大利和泰国价格边际总体呈正增长，分别为29.22%和2.15%。由于2011年中国对马来西亚、荷兰、美国和俄罗斯出口额占同期中国对上述6国出口额的比重高达82.46%，而对意大利和泰国出口额仅占同期中国对上述6国出口额的17.54%，因此，上述6国在样本期间价格边际整体呈下降趋势。一般来说，价格往往与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呈正相关^⑧，出口价格提高意味着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中国对马来西亚、俄罗斯、美国和荷兰价格边际出现整体负增长，说明样本期内中国对上述4个国家蔬菜质量和技术水平没有明显的提升。此外，中国对俄罗斯、泰国、美国所有年份和对意大利大部分年份价格边际都小于1，这表明中国蔬菜产品出口价格仍然低于这4个国家从世界市场上进口的蔬菜价格水平。从数量边际看，除意大利外，虽然中国对马来西亚、荷兰、俄罗斯、泰国和美国数量边际整体呈正增长，但各年间增长速度波动较大。其中对美国总体数量边际增长幅度最大，达到56.56%，荷兰次之，整体增幅达47.79%，对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三国数量边际增长也都在10%以上。

由此可见，中国蔬菜产品集约边际增长主要来自数量增长，中国蔬菜出口中的“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四、结论

笔者采用二元边际分解方法就2004—2011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蔬菜产品出口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近年来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蔬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对中国蔬菜产品出口增长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后发现，中国蔬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是数量的扩张，除个别国家外，价格边际波动幅度相对较小。这表明“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于中国蔬菜出口贸易中。因此，蔬菜出口企业在保持蔬菜品种多样化的同时，应着重开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较高的蔬菜新产品，从而使附加值较高的深加工蔬菜在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彻底实现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由“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重质量、轻数量”的集约型蔬菜出口增长模式转变。

注释：
① 数据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② 参见Andrew B和Bradford所写的Firms in Internatloral Trade,NBER Working PaPer No B054,2007年。
③ 参见：Baldwin R所写的Heteroeneous Firms and Trade:Testable and Untestale Properties of the Melitz Model,NEER Working paper No 11471,2005年。
④ 参见：Amiti M和Freund C所写的An Anntomy of China’s Trade Growth，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628，2007年。
⑤ 参见：Besedes T和Prusa T J所写的The Role of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and Export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 13628，2008年。
⑥ 参见：Felbermayr G J和Kohler D W 所写的WTO Membership Make a difference at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World Trade?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1898，2007年。
⑦ 参见：Kang K所写的The Path of the extensive Margin (Export Varity)：Theory and Evidence，Davis Working Pape，mimeo，2004年。
⑧ 参见:álvarez R，Claro S所写的On the Sources of China’s Export Growth，Central Bank of Chile Working Papers，No426，2007年。